成都双流区锦华路，一处兼营处理建渣的河沙售卖店隐藏在某条巷子的深处。每天，扒渣机在履带的带动下向着成山的建渣进行作业。
伴随着工地“清退令”的出台，在高强度、高风险的建筑行业，多地明确规定，“禁止60周岁以上男性、50周岁以上女性进入施工现场。”
成都一建筑工地现场
在工地奋斗了三十多年的“老兵”蒋昌舒被迫离开建筑工地，但退休这件事，似乎还离他很遥远。
【临时的活路】
从今年6月起，蒋昌舒已经在这家河沙售卖店干了4个月活了，除去国庆停工，他一天都没休息过。
与其说这里是店铺，倒不如说是一块闲置的空地。打开铁皮大门，一条仅容一辆中型铲渣车通过的黄泥路横在面前，道路靠左是一条半米宽水沟，靠右前后分别堆放着煤渣和河沙。店铺办公的地方就近挨着沙堆，布置很简单，一顶帐篷、一张桌子、几把椅子。
蒋昌舒个子不高，体型偏瘦，一张皱巴巴的黄瘦面皮，眼周泛红，颧骨突出，嘴唇发紫。他常年穿着一件蓝色迷彩服上衣，一条起洞的九分黑色裤子，一双粘着黄泥的黑色旧皮鞋。
由于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，他的手已呈铜锈色，表层的皮肤龟裂，纹路交错纵横，脚踝处由于长期裸露，难免剐蹭，不均匀分布着大大小小的伤疤。
蒋昌舒现在主要的工作内容是在河沙售卖店铲沙。将一个中号水桶大小的防汛编织袋，装满一袋河沙。
装满泥沙的防汛编织袋30公斤，而今年66岁的蒋昌舒体重仅50公斤。
作为一名打杂的小工，蒋昌舒每天最多需要铲180袋河沙，大约花费9个小时，河沙的总重量达到约5.4吨，相当于一头成年大象的体重。
铁锹铲沙，拎编织袋，手捧河沙，提袋上推车。一套简单的程式化任务，不用任何知识、任何技能，就这样枯燥的工作内容，蒋昌舒日复一日。
河沙生意往往受附近楼盘的落成而影响。眼下整个楼盘即将全部交房，河沙生意也即将停搁。
照蒋昌舒的话说，“这也只是临时的活路”。
【辗转打工路】
蒋昌舒的老家在四川绵阳江油，纵观他的人生轨迹，他称得上是一个标准中国式农民工。
80年代初期，农村改革深入推进，农村富余人口涌向城市寻找新的出路。由于较低的文化水平，他们中的大部分在城市中从事体力劳动工作，这就是农民工的由来。
蒋昌舒也不例外。年轻时看村里外出打工的人挣了钱，便跟随朋友一起前往外地，开始了长达26年的外地打工之路。 在二十二三岁前往新疆打工六年后又在广东陆续打工二十年。
他在新疆做农民工时最开始一个月是30元，到1989年，一个月达到40元。“这比在家里种地好太多了。”他这样形容这笔收入。
广东工作二十年，他一直跟随着同一个老板。做完一个工地后，便跟随老板前往下一个工地。直到清退令发布，广东的工地不再接受蒋昌舒，于是蒋昌舒又开始辗转于家乡和成都打零工。
在成都，他的“栖身之所”是万柳路。
成都万柳路路口。作为成都最大的日结工临时聚集地之一，这里每天都吸引着上千的农民工。这里工人们的年龄大多在45岁到65岁之间，其中被清退的超龄工人不在少数，他们寻求着可做的杂活，蒋昌舒也是其中的一员。
“老板，我能吃苦”“我便宜，我啥都能做”这些字句混杂在一起并不突出。跑慢了的蒋昌舒被挤在后排，只能向上高高举起手。
每当招工的面包车经过，工人们一拥而上。“老板，要工不？招工人吗？”偶尔也会有从车上下来的包工头主动吆喝，“木工、水泥工，来3个，马上走！”一群头戴黄色安全帽的人汇聚在万柳路十字路口，引得过往车辆不停地按喇叭。
什么工作内容，需要多少个人，价格多少，只需要口头协议，不需要合同，时间灵活，工资日结，包车接送。人就这样，蹲在路边，眼睛时刻盯紧每一辆可能停下来的面包车，准备随时向前拥去……
招工头挑到合适的人后，面包车扬长而去，刚刚哄作一团的人潮散开。蒋昌舒拍了拍刚刚被踩的橡胶军鞋，跛着脚回到了路边。
路两边的店铺里，块状物碰击声和人声相撞，胡牌的笑声和输牌的咒骂声混杂，这里形成了一个自己的生态。民工们除了蹲在路边等工作，其余时候就会混迹在这里的牌桌、茶馆消遣。
蒋昌舒坐在茶馆外的小板凳上，嘬了一口泡的发白的茶水：“我们这种人老实，喊加班就加班，不会像有些人提要求，要这样那样，说干就干，老板是很喜欢我们这种人的。”蒋昌舒眉眼里含着笑，神情里带着些得意。
但他的下一个活，目前杳无音讯。
【一纸清退令】
自工地清退令发布以来，蒋昌舒一直都有一个疑惑。他说：“国家要求我们这些超过60岁的农民工不准在工地工作，但是就像我们家这种情况，不工作的话，钱又从什么地方来，没得钱又咋个治病，这总得要个解决的办法嘛！”
近几年，蒋昌舒虽然陆陆续续也能找到短期谋生的杂活，但四处奔波，总没有当初一直待在一个工地打工稳定。因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，蒋昌舒在家乡时经常骑着电动车到各个工地找活干，但均被以年龄过大为由拒绝。
蒋昌舒曾多次来到江油的一家建筑工地寻找工作，他在工地的门口等待，看到像工头的人，就冲上前去询问。
“我工资少一点都可以，可不可以给个打杂的机会？”蒋昌舒甚至这样说道。
“压根不是钱的事情，你年龄太大了，我们不敢收的，按现在的规定，这属于违法，万一出了事，这哪个都担不起。”工头很无奈地告诉真相。因为像蒋昌舒这种情况的超龄工人，工地上甚至都无法为他们购买保险。
工头私下也表示，在当下的大环境下，蒋昌舒这样的情况并不是个例，像他这样的家庭情况也不在少数。哪怕他们“自降身价”，也并没有哪个工地敢为他们开后门。
现在，这些超龄的民工大多只能接一些私人的短期活。例如在农村修住房，又或是做一些修剪草坪、浇花之类的工作。部分人有手艺的人境况好些，可以做装修行业或木工，工价不低。
但如蒋昌舒这种没有什么技能的大龄民工，工地不接受他们，他们也干不了需要技术的岗位。这样一来，他们的处境就显得十分尴尬。蒋昌舒很是自嘲地说道：“没有文化是没有办法的，就像我们这种人，一辈子只有卖黑杂杂（卖苦力）。”
现在，“有活就好，就怕没活干。”这是蒋昌舒内心的真实写照。
三十多年都工作在环境恶劣的工地，对于生死的看法，蒋昌舒说他现在就是一个坚持，坚持到哪天妻子走了，他也就解脱了。
“我听说有个没到六十岁的人在工地死了，赔了一百多万。”蒋昌舒搓着手，笑呵呵地说着他的坊间传闻，言语之间颇有些羡慕的意味。
【被冲击的家庭】
蒋昌舒的家中一共四口人，一个多病缠身的自己、一个命不久矣的妻子、一个离异单身的女儿，外加一个正读初中的孙子.
“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。”蒋昌舒这样形容自己。
因为常年劳作，蒋昌舒患有腰肌劳损。又因为早年吃错药，导致胃功能损伤，蒋昌舒患有几十年的胃病。近年来，身体的损耗，加上家庭的各种困难，蒋昌舒精神压力过大，又患上抑郁症。他长期失眠，目前靠着吃药辅助入睡。除此之外，他还有高血压。
如果说蒋昌舒的多病缠身是属于他自身的苦难，那么妻子的患病则是让整个家庭的情况逐渐演化成一场悲剧。
蒋昌舒的妻子今年60多岁。她二十多岁时因为生病，眼睛瞎了一两年，之后在当时的区医院做了手术，才重新恢复视力。等到三十来岁时，突发疾病，又因为医院误判，被割了阑尾。
又几年之后，妻子在市三甲医院进行检查，确诊为黄体破裂加子宫肌瘤。
“取出来好多个瘤子，大的有鸡蛋那么大一个，小一点的有拇指那么大，黄豆大的最多。”蒋昌舒回忆道。
但上天并没有对这个家庭产生怜悯之心。
前几年，妻子糖尿病转为尿毒症。
从最开始一周要透析三次，到现在一周透析两次。
虽然有医保报销大部分，但每年光医疗支出仍旧高达两三万元。对于一个人挣钱养家且自己每月还要看病吃药的蒋昌舒来说，这几乎快让他无力为继。“我没得文化，不打工不行，每个月自己吃药要一千，吃饭要一千，还要给她（妻子）两千五，她不住院还好，要是住院，家里根本无法承担。”
“面对这种情况，我们说是能活几天算几天。”蒋昌舒自嘲地笑了笑，说：“也是我们这些人发善心，现在好多得这种病的，有的一两年就死了，我们又没钱，坚持得算久了。”
蒋昌舒曾多次在村里申请过低保，但却被村干部以家里“有车有房”所拒绝。
事实上，所谓的有车是蒋昌舒女婿的摩托车，与女儿离婚后，更不属于自家。
至于有房则是家里的自建房，“城里的房子，一套要卖几十上百万，但我自己在农村修的房子，能卖五万？还是三万？还是没人要？哪家没住的房子呢？”蒋昌舒有些不平地说道。
蒋昌舒表示，不给他办其实都无所谓，但是他妻子的情况确实极其困难，能给妻子一个人办也好啊。
第一代农民工早已超龄，这一群体逐渐老去，又因为生活和养老储备不足，仍在为生计奔波。
当问及蒋昌舒对“清退令”有何渴求时，蒋昌舒搓搓手指小心翼翼说到，“政策允许60岁以上的农民工能继续在工地打工就好了。如果是因工死了，确实该赔偿。”
“但我们都这么大年纪了，赔几万块钱就够了。
作者：谭亿 李骏 滕心凤 刘宓
编辑：杜诗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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