九零年代是南下打工潮最热的一段时间，从农村来的打工者数不胜数，都希望能够在这里改变自己的命运，但是最后成功的人却寥寥无几。恶劣的生活环境、令人压抑的工作环境、不断压迫的工作制度，关于我妈在广东打工的那段经历，用她的话来说，就是“可以出一本书了”。这本书里的故事我听了很多次，但是她想告诉我的并不只是这些故事。
一
1994年，我妈紧跟热潮南下打工时，才19岁。
外公和外婆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，他们都不同意我妈出去，认为她应该在地里安安分分地帮忙，然后再找一个合适的人结婚生小孩。那时候许多人家的女儿都这样，但我妈不赞同，她说她出去是要赚大钱的。
于是，就在某天，天还没亮的时候，我妈偷偷走了。她带着自己攒的钱走路到城里，看见卖票的门面挤满了人，一只脚都踏不进去。里面还时不时传来，“深圳的票没了”，“武汉的票没了，过几天再来”。我妈从人缝空隙往里拱，抢到了最后一张到广东中山的汽车票。
那时候的票贩子极其霸道，许多地方都传出过打劫伤人事件。
我妈坐的那辆长途汽车上有两个壮汉，穿着黑色背心，露出一身腱子肉，嘴里还叼着一根烟。看着窗外的景色越变越快、越变越黑，她的心里也越来越害怕。随时随地都紧紧抱着包，夜里睡觉也死死攥着，还总梦到那两个男的要抢她的钱。包里只剩下一百多块钱，是她的全部身家。
半路的时候，他们开始收“餐食费”，想要继续坐车就要交40块钱。一个短头发的女生不愿意交，和他们据理力争。后来，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被两个壮汉扔下车。车上的人都交了，我妈也交了。
四天四夜后，司机把车上的人随便放在了中山一条路边，我妈才歇了一口气。
她看着这座城市，觉得这里处处明亮，处处是机会。很多年后，她却用“无知”这个词语来概括当时的自己。
二
那时广东的外来务工者多得像洒落一地的芝麻，各种各样的工厂也比比皆是。但是其实并不好找工作，一般都是老乡带老乡。
有一次，我妈与两个和她差不多大的女生同行，她这次是来投靠那两个女生的姐姐。可是他们一下车就迷路，绕了好几圈，我妈说她现在想起来都头晕。这里有太多厂了，不会讲普通话对他们来说是一条大大的鸿沟，只能手脚并用，像是一个不会手语瞎比划的聋哑人。
那天的经历，我妈回忆起来，说的最多的两个字是，“恐怖”。
闷热的夏天，连风都是滚烫的。他们站在路边招停一辆摩托车，“长相和善，穿了件白色衬衫”，我妈形容这个车主面相“善良”。三个人爬上摩托车的时候还暗自庆幸，终于要找到了。
后面走的路越来越偏，车越来越少，很久都没有看到人，路边杂草丛生。我妈警惕起来，额头上全是汗，后背全湿。她开始大叫停车，司机像是没有听见，反而越开越快，“再不停我就跳车！”。
一路上没有车，只有几家小小的士多。当时没有工厂就不能办暂住证，警察抓住除了罚款还要送到收容所关几天等人认领。他们只能机械似的在路上不断行走，“我当时太无知了，我居然想走过去，还以为是在泸州”，我妈走得口干舌燥。
她在一家小超市买了泡面，又没舍得买热水，把泡面伸出去接雨水就着吃，这是她吃过最难吃的泡面。
同行的女生又招了个摩托车，我妈心想，要是再找不到，我就回泸州。这次司机直接把他们带到了工厂门口。
大概是我妈注定要留在这里，在她决定放弃的时候，总会出现转折。
三
在广东打工的十几年里，我妈辗转进过很多工厂，后来她学会“车面”（用缝纫机把鞋的各块面料用不同的手法缝起来）这个技能，就一直在鞋厂工作。
我妈进的第一个鞋厂，老板是个台湾人。这个厂的规矩又多又死板，不仅有早会晚会，还要做操，迟到要扣钱，做不好操也要扣钱。每天凌晨3、4点才能下班，没有人反抗，因为没有人想失去工作。我妈每天边哭边做，她太害怕了。
宿舍只有一个破烂的木门，二十多个人挤在一个房间，漏风又漏雨。下班回去还要抢位置洗澡，每晚都是刺骨的冷水。洗澡之前还需要做一会儿心理准备，嘴里一直念叨“我不冷、我不冷、我不冷”，涂好香皂直接一桶水从肩上倒下去。她每次洗澡，外面的人会很用力拍门催促，厕所门掉下来好几次。
甚至于工厂的大门都不能打开，每次看见别人有亲人朋友过来，我妈都盼着三姑能去看看她。银色的大铁门在太阳下面刺得眼睛生疼，她两手抓着栏杆，像要把那条路盯穿。
我妈给三姑说，这里像个监狱，大家都像幺叔家的黄牛一样，被打被骂都不说话，只会犁田。她在这里做工一个月，只拿到了145块钱。
我妈过得最惬意的日子，是在沙溪的一个鞋厂。刚开始做工的第一天，她只做了三双鞋，别的时间都在在不停地返工，后来慢慢熟悉后能拿到三四十块钱一天。外公家一年的周转资金才几十，她觉得她又看到了对未来的希望。
广州海珠区的一个鞋厂是我妈做过时间最长的一个鞋厂，她在这里能赚到一百块钱一天。我妈三年没回家，已经攒了不少钱，如果不是家里催她回去结婚分土地，她不会辞工。
1997年，香港回归，我妈结婚了，老家盖房的钱是我妈出的。
四
我妈在家的那几年，在镇上开了个小皮鞋店，只有她和我爸。每次赶集都会有人在鞋店门口望望，再者就是上手摸一摸，但实际很少有人需要，毕竟下地干活不方便。后来我妈大手一挥，我们又南下谋生。
一家三口住在只有十平米左右的出租屋里，房间里只能摆下一张床，连桌子都放不下，厕所和厨房连在一起，没有门，也没有热水器只能用发热丝加热。
楼下是个小士多，里间是个麻将馆。广州的晚上太热了，每晚都有很多的打工仔赤裸上身聚集在一起吹牛。我爸喜欢在里面看别人打牌，经常忘记时间，他却很少自己上场。
有次我妈让他下楼买酱油，他在楼下看得津津有味，还要上手指导一下。我妈冲进来，直接揪着我爸的耳朵把他扯回家。
我们家对面就是一家鞋厂，那里天天都有缝纫机的声音，我妈到广州之后又捡起“车面”的手艺。
她和我爸在一个广西光头老板的鞋厂工作。老板很看重我爸妈，经常请我们家吃饭，我妈在那里做了很多年工，一直做到一把手。
别人做一框的时间，我妈能做两框，每次都催着我去我爸那里拿皮料。她踩缝纫机很有特点，和别人不太一样，我在办公室看电视都能分辨出来。
和我妈一起回家的路上最多的是鞋摊，三步一小摊，五步一大摊。我妈最喜欢看鞋，她看鞋有一定的步骤。把鞋拿起来，先问一句“老板是不是真皮？”这种时候，老板一般会说肯定真皮。接下来，我妈就会抠开鞋底摸里皮、扯开鞋带看表皮，把脸凑近了看，用手不停地摸。老板看她这么懂行，一般就会说实话了。
当然，我妈也有看走眼的时候。那天我妈带回来一双白色的皮靴，第二天我在学校做操的时候，皮靴的鞋底啪嗒一声掉了。老师在我的脚上缠了好几层透明胶，这才走到家。
五
在我的记忆力，我妈总是拿着一个小本子记下花了多少钱。她闲下来的时候就会去其他的鞋厂做临时工，把自己所有的时间都填满，我经常在她工作台下的小缝隙就睡了。
我妈做临时工遇到形形色色的老板太多了，也没有签合同这个概念，常常会受到一些不和人性的待遇。
有一年冬天，连下了一个周的雨，街上少有的几人都行色匆匆。卖烤红薯的烤箱冒起一阵阵白雾，老爷爷的叫卖断断续续。我妈在河沙的一个鞋厂，不许小孩进去，也不许用电话。那晚上我一直问我爸，“妈妈怎么还不回家”，他总让我再等等。我们去接我妈的时候，她正在工位上边哭边踩缝纫机，两只手像冻死血一样的紫红色。
后来我问她为什么不走，她说：“我要赚钱啊，我就像没见过钱一样，一天三十块钱我都愿意干。”
像这样压榨工人的老板不计其数，但广西的老板一家对我妈都多有照顾。我妈送我回老家那天，老板说下次请我吃螃蟹。只是我没想到，那次见面，会是最后一次见面。
我回家不久后，他们的鞋厂倒闭了。老板只能去别的鞋厂打工“出格”（设计鞋子款式）。就在和往常一样加班的夜晚，他忽然倒地不起，心脏也停止跳动。我妈谈及这件事时，眼里满是遗憾，“还那么年轻”。
我妈在广州的打工生活一直到她再次怀孕，回老家买房花光了她和我爸的所有积蓄。
后记
我妈的身体条件不再支持她南下打工，她也没有赚到大钱，最终还是过上了外公说的那种生活。实际上，我妈并不是没有挣扎过，只是我妹总是缠着她，时间长了老板也不太乐意。
但她还是不服输，家里一些酒盒厂、制衣厂、还有泡沫厂，只要一有空她都会去。不知道她是在和生活较劲，还是在和自己较劲。
在广州出租屋已经拆迁，遍地的鞋厂也不复存在。
南下打工的人一批又一批，广东依旧是许多外来务工者的选择，只是不用再担心抢不到票，也不用再担心找不到路。
撰稿：陈诗琦
编辑：殷芳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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